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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晋时大臣石鉴是怎样的一个人?

时间:2019-07-17 12:14来源:历史人物
李熹,生卒年不详,字季和,上党铜鞮人。李熹在西晋权权中历任并州别驾,刺史、御史中丞。司隶校尉,累至尚书仆射,光禄大夫等。他“当官正色,不惮强御,百憭震肃焉。”深受

李熹,生卒年不详,字季和,上党铜鞮人。李熹在西晋权权中历任并州别驾,刺史、御史中丞。司隶校尉,累至尚书仆射,光禄大夫等。他“当官正色,不惮强御,百憭震肃焉。”深受时人称道。 李熹年轻时,博学多才,德行高尚,被视为贤良。虽屡被征召为宦,都坚辞不就。后司马懿任他为太傅属,他再三假借有病推辞不肯到任。司马师主政时,特派郡县官员驾车接他,而他却在途中偷偷下车,步行返回家中。这时,正值其母病重,不久去世。人们为此交口称赞李熹弃官尽孝的志节。此后,李熹难却朝廷的盛情拜请,出任并州别驾。 司马师辅佐曹魏政权,时任李熹为大将军从事中郎,不久转任司马、右长史。由于司马氏集团专制朝政,排斥异己,打击忠于曹魏政权的力量,终于激起忠于曹魏政权力量的反抗。魏正元二年,魏镇东将军毋丘俭在寿春起兵,讨伐司马师。司马师率兵镇压,李熹作为司马师的重要谋臣,参加了这场战争。事平之后,被升任为御史中丞。 李熹为官正直,敢于直言进谏,从不恃强凌弱,并能荐贤用能。还在他做并州别驾时,骁骑将军秦朗路过并州,州将毕轨敬仰秦朗,欲以超乎常规的仪式欢迎他。李熹直言进谏,劝毕轨取消了这一计划。 李熹曾任凉州刺史,领护羌校尉之职。在对待羌族问题上,他坚持以和为贵的主张。在他任护羌校尉之际,曾受过“绥御华夷,甚有声绩”的称赞,但对于羌族的骚扰侵犯,他则主张坚决反击。由于他能切中要害给羌族以坚决打击,故“时人比之汉朝冯、甘焉”。后在李熹做尚书仆射时,针对凉州地区常常受到羌族侵扰的情况,建议“遣军讨之”,而朝中官员认为出兵不易, “虏未足为患”,对其建议置若罔闻。不久羌族大举进犯,攻陷了凉州,朝廷为之震惊。 魏咸熙二年,司马炎逼魏主常道乡公曹奂禅位,为晋武帝。此时李熹以司隶校尉行司传事,上书弹劾故立进令刘友、前尚书山涛、中山王司马睦和故尚书仆射武陔等各侵占官府三更稻田,并提出“请免涛,睦等官。陔已亡,请贬益”的处理意见。对于这种不畏权势,敢于举检的行为,晋武帝司马炎大加称赞: “今熹亢志在公,当官而行,可谓‘邦之司直’者矣。”由于李熹“当官正色,不惮强御”,因此“为二代司隶,朝野称之。” 后西晋皇太子司马衷立,李熹任太子太傅。曹魏从明帝曹叡始至西普皇太子立,其间太子宫久不设置,一切规章制度长久废弛,官吏机构很不健全。詹事、左右率、庶子,中舍人诸官没有建置,只设置卫率令典兵,两个太傅管理众多杂事。在李熹就任太傅的几年里,他始终勤于职守,尽心尽力,为教诲太子做了极大的努力。 综观李熹一生,官场几番沉浮,曾有升迁之幸运,也有被免职的厄运,但他为民时洁身自好,为官时刚直不阿。虽为官多年,仍然“家无储积,亲旧故人乃至分衣共食,未尝私以王官。”李熹死后,朝廷追赠他为太保,谥曰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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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:历史

然而令人遗憾的是,诏书的另一半将“贪腐主犯”锁定为刘友一人,指责他“侵剥百姓,缪惑朝士”——贪腐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,其他几位朝廷高官不过是被他蒙蔽了。于是司马炎下令,因为山涛等另几位被指控官员能“不贰其过”(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),因此不予任何追究。

石鉴,字林伯,乐陵厌次人,出身贫寒,但志趣高雅,处事非常正直公正。在曹魏做官时,历任尚书郎,侍御史,尚书左丞,御史中丞等职务。对时政及人事多有纠正,连皇帝都怕他。后来又出任并州刺史,假节,护匈奴中郎将。

如果属实,这将是一起性质相当严重且恶劣的腐败事件,甚至深挖下去还很有可能是窝案串案。身为官员,假公济私已算贪腐,侵吞的对象又是对国防战备关系重大的边境官田。李熹身为政府主抓反腐倡廉和审查官员的最高级别专职干部,对这样的四个“贪官”提出惩处要求,可谓证据确凿、理直气壮。

元康初年,担任太尉。八十多岁时,慷慨激昂,把自己当成比作是少年,人们都赞扬他。不久石鉴去世。有一子名石陋。

反贪,不能手软,不能拖延。如反贪力度不够,则不足以震慑贪官。而拖延则意味着腐败之癌迅速扩散。若病入膏肓,即使想反也反不了了。晋武帝司马炎忘记了“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后,百姓思古之遗风”的初心,陷入了反腐败困局,导致了西晋五十年亡国。

历史上一共有两个石鉴,一个是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,另外一个就是西晋时期的大臣。

晋武帝即位没多久,就发生一起大案,有人向他揭发腐败行为。这时离皇帝刚颁布《中正六条举淹滞》不久,提出了选拔官吏的六项标准,其中第四项“洁身劳廉”要求的正是廉洁自律、不腐败。

晋武帝接受魏帝禅让,封石鉴为堂阳子,召他入朝担任司隶校尉,改任尚书。当时的秦州,凉州二州被异族打败,朝廷于是派遣石鉴都督陇右诸军事,因为虚报战功而被免官。后出任镇南将军,豫州刺史等职。因讨吴时虚报杀敌的人数因而被追究。诏书中说:“从前云中守魏尚因斩首人数不对被治罪,武牙将军田顺因为多报了俘虏的人数最后自杀,欺诈诈骗败坏法规,自古以来就被人所痛恨。石鉴身为大臣,我很是信任相信他。达去西边战事,明目张胆欺骗朝廷,明明打了败仗却谎报战功,最后未曾追究。中间免官不久,再次受到任用,希望能够将功补过,但仍然和部下共同欺诈。作为大臣而言,还有顾及所谓的情义吗,有关部门上奏是正确的,回头想想又于心不忍。现在打发回家。终身不再任用,但不要剥夺他的爵位和封地”。

按理说,贪腐案不管涉及到哪一级,不管牵涉到什么人,都应彻查,显然晋武帝没有做到这一点,后来甚至对腐败行为过于放纵。

晋武帝司马炎去世,石鉴和中护军张劭一起监管陵墓。当时大司马,汝南王司马亮被杨骏怀疑,不敢前往吊唁,驻扎在城外。这时候有人称司马亮想要出兵攻打杨骏,杨骏非常恐惧害怕,就让太后命令皇帝亲自写诏书,让石鉴和张劭一同率守陵的士兵征讨司马亮。张劭是杨骏之甥,就催促他快快发兵,石鉴认为决不会是这样,按兵不动,静观其变,派人偷窥窥视司马亮动向。司马亮已经从另外一条道回到许昌,杨骏就下令停止行动,当时人都称赞石鉴。守陵结束了以后,赐封昌安县侯。

显然这是有分量的揭发,不仅有名有姓,还有腐败事实,更重要的是检举人李熹的身份,司隶校尉是晋朝地位最高、职责最重的专职反腐官员。还有李熹这个人,他在曹魏末年就担任司隶校尉,晋取代曹魏后,他因为是司马炎父亲司马昭亲自选拔的官员,非但没有降职,反倒“以本官行司徒事”,升了半级被封为异姓最高的侯爵,可以说,这样一位官员出面纠举官吏腐败问题,可见分量不轻。

过了很久,担任光禄勋,再出任司隶校尉,不久加特进,升任为右光禄大夫,拜为司徒。前朝册封三公,都要举行宴会,以此来彰显三公的重要性,但自从魏末以后,就被废除了。到了石鉴的时候,下诏恢复了宴会,于是把它当作制度。太康末年,担任司空,兼任太子太傅。

当时有个叫羊琇的大官,生活奢华,连温酒器具都以珍贵的林木炭捣成碎屑制成兽形,令洛阳的豪贵争相仿效。寒冬腊月,羊琇为了制作温暖的美酒,便命人抱瓮温酒,接连换人保持瓮中酒的温度,就有了“抱瓮酿”一词。加上羊琇喜欢宴会,夜以继日,亲戚共聚一堂而且无男女之别,这种生活方式颇为时人讥议。而且该官员腐败放恣,接受贿赂,数额巨大,名闻京师。

回答:

担任朝廷司隶校尉的李熹上疏说:“前任的立进县令刘友、前任尚书山涛、中山王司马睦以及已故的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公家三更稻田,请求免去山涛、司马睦等人官职。武陔已死,请求贬损他的谥号。”

皇帝下不了反腐败决心,这里还有个原因,他需要这个政治集团作为后盾。当初司马氏靠纠集朋党的力量夺得曹家天下,顺便也把朋党活动作为政治遗产继承了下来。新建的西晋王朝带有极鲜明的大族联合政权的色彩,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:“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。”作为大族之一的司马氏家族虽然凌驾于其他大族之上而成为皇室,但却没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绝对优势,立国背景极其脆弱。朝内的大族林立,形成与集权对抗的离心因素。司马氏实行一系列的政治、经济措施,尽心照顾大族的利益。

但这样一来,就等于划了反贪界限,在这个界限以内可以反贪:越过这个界限,反贪反到羊琇等晋武帝的心腹大臣,则不被允许。这样的反贪有很大的局限性,很多重大的线索就查不下去了。这便造成了官员们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:大官大贪,官照做,皇帝的恩宠不减;小官小贪,弄得不好,脑袋搬家。

司隶校尉刘毅根据线索查实后认为羊琇罪应处死,然而晋武帝非但不批准,反而把羊琇给藏起来,只是将他免官而已,半月之后又把他放出来官复原职。

从晋武帝的批复中,可以看出三重意思。李熹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;原县令刘友是要惩罚的;山涛等几位高官不追究责任。司马炎称李熹“亢志在公,当官而行”(所作所为都是职责所在,理所当然),将他称作“邦之司直”(国家主管道德准绳的人物),并将他比作东汉光武帝时著名的执法干部二鲍。他对李熹的做法确实是充分肯定、坚决褒扬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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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更稻田”案和羊琇贪腐案发生时的晋朝,外表上还保持着平静,但是日积月累的腐败行为如同急流奔涌的岩浆,等待着它的总爆发,让整个晋朝,在滚滚的烟火中慢慢崩溃。这样的腐败要是不反的话,晋朝就有丢掉江山的危险。

在晋武帝准备清廉立国的大背景下,我们读到这段历史,肯定会以为皇帝会杀鸡骇猴,以儆效尤的。结果出乎意料,晋武帝在看完奏疏后,下诏说:“法律这种东西,天下以它为准绳,不回避皇亲贵族,才能维系其尊严,朕怎能在其间放纵邪枉呢!然而考察此事是刘友做的,侵犯剥削百姓,迷惑朝廷官员,奸臣居然敢做这样的事,当刑讯追究刘友来惩处邪佞。山涛等如不再出过失,都不可问罪。《易经》说‘王臣忠诚,是因为没有私心’。如今李憙坚持一心在公的志向,按照责任办事,可以说是‘国家的司直’啊。光武帝说过:‘皇亲国戚尚且收敛自己来回避二鲍’,是否就是这样呢!告诫众官吏,各自慎重对待自己的职务,宽大原宥的恩典,是不会多次遇上的。”

晋武帝对羊琇贪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明知他是巨贪,却既不追究,也不训斥,原因就在于,晋武帝治理国家,少不了羊琇的辅佐。此人见解甚高,很有智谋。年轻时与司马炎同门,二人关系亲密。当初,司马昭并未立司马炎为世子,而羊琇帮司马炎密谋划策,助其取得储位。西晋建立后,羊琇升迁任中护军,加散骑常侍,典禁兵,参预机密,是晋武帝不可缺少的股肱之臣,所以晋武帝要保护他。

李熹向司马炎纠举的贪腐官员:刘友、山涛、司马睦和武陔,罪名是“侵占官三更稻田”,所谓“三更稻田”,从《三国会要·食货》的记载看,是官府所有在北方边界以三更轮休法(把田地分成三份,每年一份种植水稻,两份休耕养肥)进行屯田耕种的水稻田,用今天的话来讲,就是“国家战备农场”。

不仅如此,他还铿锵有力地表示“法者天下取正,不避亲贵,然后行耳”(法律必须遵循正道,对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一律秉公执法,才能维系其尊严),表示自己绝不会徇私枉法。

表面看,这次反腐败是典型的“只打苍蝇,不打老虎”,而且级别最低的前县令做了替罪羊。在李熹纠举的四位官吏中,司马睦的生父是司马炎父亲司马昭的弟弟司马进,也就是说,他是皇帝的堂兄弟,当时封为中山王,有食邑5200户;山涛当时刚卸任尚书,以大鸿胪加奉车都尉,封为新沓伯;武陔是追随司马氏三代的亲信,曾做到尚书左仆射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的高官,但当时已经去世;而刘友最高只做到立进县令,和前面三位比,是不折不扣的芝麻绿豆官。而且在当时,区区一个县令,是绝没有能耐去“缪惑”一位王爷、一位伯爵和一位三公级高官的。

更何况晋武帝认为腐败不会亡国。曹魏退出历史舞台,难道也是腐败的结果?分明是没有培养好自己的人,分明是没有把同姓的人安排好。天下太平,有福共享,腐败点贪婪点,没有大碍,天塌不下来!作为一代雄主,晋武帝前期是比较成功的,政局基本稳定,社会秩序良好,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。又完成了统一大业,强化了王朝和皇帝个人的权威,使西晋成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,唯一实现了统一的王朝。但是,晋武帝没有看到,他的成功又是相对的,其中潜伏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危机。许多重大方针只是敷衍一时的权宜之计,甚至在饮鸩止渴。比如他的反腐败政策以及对腐败现象的包庇、纵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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